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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女烈妇并不少唐代的女人究竟讲不讲贞操

发布时间:2019-06-29 20:37:58 阅读: 来源:木盒厂家

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唐朝是一个妇德严重失范、女性不守贞节的自由时代,皇室乱伦、公主再嫁、庶民离婚、情人私奔的故事不胜枚举,“脏唐”的评价更是有力佐证,说唐代的女人也守贞操、讲妇德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这是天大的笑话。

到了泱泱大唐,封建礼教的枷锁已在中国人的脖子上套了几千年,贞操妇德已渗透了每个女性的细胞,纵然胡风再猛,这些传统的礼教也不可能顿时消声匿迹,这是一个常理的推断。事实正是如此,《新唐书列女传》的一些记载就证明,说唐代的女人一点贞操也不守,这显然不符合事实。

房玄龄是初唐名相,李世民称赞他有“筹谋帷幄,定社稷之功”。他出道前曾得过一场大病,在小命难保之时,对老婆卢氏说:“吾病革,君年少,不可寡居,善事后人。”卢氏一听老公劝她改嫁,哭着走进帐中,用刀子把自己的眼珠子剔了出来,交给玄龄,借以表明忠贞不二。

这种用自残方式宣示贞操的例子远不止一处。楚王灵龟的妃子上官在老公死后,几个兄弟商量说:“妃少,又无子,可不有行。”她一听,哭泣着说:“丈夫以义,妇人以节,我未能殉沟壑,尚可御妆泽、祭他胙乎?”说着说着,就要把自己的鼻子割下来,家人不再强嫁。

更奇怪的是,还有女人一听说二婚再嫁就装病的。崔绘的妻子卢氏,老公死后,家里人想把她嫁出,卢氏一听说,马上装病,才躲了过去。她的姐夫是工部侍郎李思冲,姐死后,姐夫发迹,想纳卢氏为继室,得到了皇帝的批准,大家也都说这桩婚事很不错,可这个女人就是不愿意,把自己弄了一脸粪,吓退了姐夫。

更多的动人故事则是女人被贼寇掠走后,不愿意受污而被刳心、肢解、跳河、赴火的,这也是其他朝代贞女传中常常见到的先进事迹,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,倒是有一个人物的故事值得一提。有一个姓李的贞节妇,十七岁嫁人,不到一年老公就死了,一天夜里,他忽然梦见一个男子向她求婚,她没有答应,可后来又做了几次相同的梦,这个女人怀疑是因为自己长得好,才引来可怕的男人,于是把头发截掉,穿上麻衣,不再化妆,垢面尘肤,像个活鬼,从此就不再梦见男人求婚的事了。

诸如此类的故事不难看出,唐朝在婚姻自由表象下,仍然还有为数不少的女人坚守着三从四德,她们不惜用生命为代价,捍卫着封建礼制,这怎么能说唐朝的女人不守贞操呢?历史告诉人们,冲破婚姻的束缚寻求自由和宁愿守寡苦守贞节的共存现象,是唐代婚姻的真实写照,也是一个令人感到矛盾的历史问题。

唐代的婚姻观出现两面性,可以在《唐律户婚》中找到理由。这部唐代的婚姻法挂着自由的羊头,卖的却是封建礼教的狗肉,本身就是一个畸形的胎儿。其中的“若夫妻不安谐而和离者,不坐”的规定,让很多人相信,唐朝真是一个爱情自由的朝代。然而,当看到出妻的七项规定不难发现,女人和其它朝代一样,仍然是男人身上的附属品,她们的命运牢牢掌握在男人的手中,这和其他朝代没有什么不同。而其中的誓心守志、夺而强嫁要判刑的规定,更让人们看到了这部法律的真面目,大唐倡导的仍然是三从四德的那一套。唐代女人固守贞操是有法律基础的,不少女人也是这样做的,这只是女人固守贞操的一个方面。如果翻开历史的一页,人们还会发现,唐朝的女人之所以傻傻地自残殉情,与当时倡导的婚姻导向不无关系。唐朝喜欢表彰什么样的女性?《新唐书列女传》就有答案。从其中的记载看出,殉情自残的越严重,自杀得越精彩,皇帝就越高兴,不仅赏赐财物,还要免其徭役,以阙表门。这也是唐代贞女辈出的一个原因之一。如果说唐朝对女人的三从四德放任不管,这是说不过去的。

古人说:富贵不能淫。很多时候这句名言只是一个理性的口号,真正做起来是很困难的,“一富贵、就想淫”对很多朝代的很多人来说,就像是一个怪圈,想跳出来都很难,鼎盛的大唐更不例外。物质的极大丰富、广泛的对外交流、胡风的强大影响,这些都是促进大唐婚姻开放的外部因素,而皇宫乱伦的带头作用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只不过,人们更多关注的,是以皇室为核心的开放婚姻,而往往忽略的,则是民间固守的封建礼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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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曾经把管理学称为“权力控制的游戏”。如果从人与人之间利益博弈的角度来看,此言可谓确论。

作为大唐贞观朝的CEO,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在短短20年间打造出一个彪炳千秋的皇皇盛世,成就冠绝百代的一世伟业,其根本原因之一,就在于他拥有一套极其高明的管理手段。

也就是说,李世民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,非常善于运用一些驾驭臣下的帝王术。

作为一个管理者,不论是古代的帝王,还是今天的一个组织领袖,在“权力控制的游戏”中,除了善于制订一些明面上的规则之外,还要善于运用一些不便明说的“隐性手段”。这种隐性手段在古代称为“恩威并施”;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“胡萝卜加大棒”;而用日本“经营之神”松下幸之助的话来讲,则是-慈母的手中紧握钟馗的利剑!

那么,李世民到底是如何运用他的“慈母之手”,又是如何挥舞这把“钟馗利剑”的呢?

看看李世民如何处理与李靖、尉迟敬德、李绩、房玄龄等元勋功臣的关系,其中的微妙,颇值得我们细细玩味。

“慈母之手”与“钟馗利剑”

贞观四年(630年)春天,名将李靖一举平灭了东突厥,为大唐帝国立下了不世之功。但是凯旋之日,本来满腔豪情准备接受嘉奖的李靖突然被人狠狠参了一本。

参他的人是时任御史大夫的温彦博,弹劾的理由是“(李靖)军无纲纪,致令虏中奇宝,散于乱兵之手”。

听到自己被弹劾的消息,李靖就像从三伏天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。得胜凯旋的喜悦还没退去,功高不赏的忧惧已经袭来。

“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?”李靖一边硬着头皮入宫觐见皇帝,一边回味着这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弹劾理由。

天知道温彦博人在朝中,他是用哪一只眼睛看见数千里外的乱兵哄抢突厥宝物的。就算他所说属实,可自古以来,在外征战的将士一旦打了胜仗,随手拿几件战利品也是常有的事,犯得着上纲上线吗?更何况,相对于“平灭突厥”这样的不世之功,那几件所谓的“虏中奇宝”又算得了什么?

李靖摇头苦笑。

这种事其实是可大可小的。往小了说,就是个别士兵违抗主帅命令,犯了军纪,大不了抓几个出来治罪就是了;往大了说,却是主帅纵容部属趁机掳掠、中饱私囊,不但可以把打胜仗的功劳全部抵消,而且主帅完全有可能为此锒铛入狱、前程尽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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